正直的生活有代价，不正直的生活代价更沉重
演讲时间：2014年12月4日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濂在《理念的力量》新书发布会上的励志演讲稿
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非常喜欢《理念的力量》这本书，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为什么？因为每当有人语带嘲讽地说你们学哲学有什么用呢？我就经常会说，我们学哲学的虽然看似无用，其实是有大用，所谓无用之大用。那么张维迎老师给我提供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理念的力量。
说到理念的力量，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巴黎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六惊慌无措的问，什么？造反了吗？当时的波尔多公爵回答他说，不，陛下，是革命。造反与革命一词之差，不仅是一个语词的革命，而且是一个观念和理念的革命。
还是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当他身陷囹圄的时候，据说在夜半人静之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两个人消灭了法国，一个是卢梭，一个是伏尔泰，都是哲学家，所以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那么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死后，葬在伦敦北郊的海哥特公墓，在他的墓碑上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耳熟能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第二句话大家同样耳熟能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最后这句话我不是特别的认同，为什么？因为马克思本人正是通过解释世界来改变世界，如果不是因为他发明了剥削，剩余价值这些概念，那么全世界的无产者怎么可能会联合起来去推翻这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当然我们也知道，理念虽然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同时理念也有可能是存在恶的或者善的区分，正因为理念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我们就不应该让某一种特定的理念去占据讲台、电台、电视、报纸或者网络，而是充分借助思想的自由市场，让每一种理念和观念在公平、公开和自由的环境下面进行竞争，就像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执行宪法第35条，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
说到语言的腐败，我特别认同张老师在这本书第17章语言腐败及其危害中的观点，什么是语言腐败？用张老师的话说，指人们处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他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这就是语言的腐败。语言的腐败至少有三种严重的后果：
首先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
其次，导致道德的腐败。张老师引用托马斯·潘恩的话，我非常认同：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做好了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准备。
第三是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
如何避免语言的污染？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首先想到的是保持智者的审慎，避免误用或者滥用超级概念或者宏大概念。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39年秋天，当时二战激战正酣，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两个人闲聊的时候说起一则八卦消息，当时有消息说，德国政府正在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谋杀案，谋杀的对象是希特勒。
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也不会惊讶。马尔康姆反驳他说，这种行为跟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符的。这种争论本来是无伤大雅的，但是维特根斯坦却非常生气，他们本来是好基友，但是从此之后，维特根斯坦跟马尔康姆割袍断交了。
过了五年，当马尔康姆到太平洋的舰队上服役，这时候他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终于描述了自己为什么会生气。
维特根斯坦是这么回应他们的讨论的，他说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这种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的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她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
我对维特根斯坦这句话印象极其深刻。我觉得这个时代因为知识的普及和资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毫无门槛地接触到各种各样抽象的、玄奥的哲学理论和莫测高深的超级概念，就是那些危险的语句。
但是正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如果人们非但没有产生谦卑的习惯，学会鞭辟入里，小心谨慎，反而因此赢得了知识上的骄矜，随心所欲的滥用这些危险的语句，那将不只是对哲学的践踏，而会戕害公共讨论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尝试感。
除了要警惕超级概念的滥用，还要警惕语言的滥用。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充斥着各种各样暴力语言，在座同学应该非常了解，比如屌丝、给力、白富美、高富帅、正能量、元芳你怎么看、你懂的、逆袭、基友，我们也经常用，坑爹、拼爹、尼玛、跪了、打酱油、碉堡、表叔、房妹、绿茶婊，也是醉了。
暴力的语言、粗糙的语言必然会导致暴力的思维、粗糙的思维，奥威尔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精准，而语言的随意凌乱，又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浅薄的思想。
在我看来，这种僵化、暴力、粗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是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如果说清晰、准确、有逻辑的思维是走向观念革命的第一步，观念的革新首先就表现在语言和表达上。
还是奥威尔的原话，抵制不良英语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也不只是职业作家所应该关心的事情。那么同样在我看来，不良中文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是通过语言来定型我们的思想，通过语言来塑造我们的情感。
那么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谈一下情感问题。我当然和张老师都非常笃信理念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认为理念是万能的。
大卫·休谟说过一句话，他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些沮丧的事实，哪怕你费尽口舌，试图通过理性的论证去说服或者改变一个人，但你会发现，即便你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你仍然无法真正的说服他或者改变他。
有一个人叫乔纳森·海特，他在一本书《正义之心》中指出，我们大脑存在类似于照相机的曝光反应，会把你熟悉的词汇和事物自动标为好的、坏的、喜欢、厌恶的，这种曝光反应的速度非常非常迅捷，过程只有200毫秒左右，这是什么概念？一秒有1000毫秒。换言之，当你看到俞敏洪的时候，你立刻产生了好感，然后你才会通过理性去想我为什么喜欢他。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是情感的一个慢动作，是情感的马后炮，是情感的奴隶。
海特说，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判断尤其处于这种直觉，情感的曝光反应，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记得我7岁那年的一个夏天，突然工厂的喇嘛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报，用沉重、悲痛的声音开始开始播发悼文。我当时坐在门口跟小伙伴在玩儿，我妈把我一把抓进屋里，跟我说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为什么？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
我当时不明就里，但是很快接受了我妈的解释。多年以后才认识到，严格说来，我妈给出的这个解释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理由，也是直觉上的锻造和情感的规训，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闹当然是错误的行为，这是一种无需任何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愉悦，听到癌症这个词我们会心急。
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各种各样情感曝光反应中接受了一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交融，最后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
语言和情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被加工，被消毒、驯化，哪怕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农民起义不一定是可歌可泣的，民主除了乱象也有美德和制式，旧社会不一定是万恶的，可能还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情感反应仍旧挥之不去，如果有人想挑战我们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就像从根本上否定我们自己，这是自我认同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仅说应该重视理念的力量，还应该关注情感的力量，关注情感的教育。而且情感教育可能是改变一个人的根本路径，《正义之心》这本书说存在六种道德基础的直觉，分别两两对应12个概念，第一组概念是关爱以及伤害，第二，自由以及压迫，第三，公平和欺骗，第四，忠诚和反对，第五，权威和颠覆，第六，神圣和堕落。
海特认为，在美国当中，自由主义更在意的道德基础是前三组，反映在社会公共政策上面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反对强权压迫，强调对穷人同情。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意志的胜利》这个纪录片，这是1934年德国著名的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受纳粹邀请拍摄的片子，我看《意志的胜利》总会想起奥威尔另外一句话，他说正步走是世界上最为恐怖的景象之一，甚至比俯冲、轰炸机更令人感到恐怖。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的宣言，它的丑陋是其存在的一部分，我很丑，但是你不敢嘲笑我。奥威尔的这个观察我觉得非常入木三分，但是光有恐吓还不够，墨索里尼说过，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
由此可见，权力要想赢得敬畏除了霸道、混不吝，还要懂一点美学原理。我猜想在观看冲锋队员，党卫军队员正步走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被整齐划一、无懈可击的力量感到震撼，同时也被所谓的庄严的、肃穆美感所征服。我认为，一个人对权力的态度是喜还是恶，他的生活是有序还是无序，除了事关理性、理念、观念，更大程度上是情感教育和审美趣味的问题。
英国的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怀特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任何理解之前要先有表达，而在任何表达之前，先要有对重要性的感受。什么是重要性的感受？重要性到底在何处？
这个看似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浅俗的答案，重要性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之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经验，首先要求是健康的生活经验，真实的生活经验，是免于恐惧的生活经验。
用奥威尔的话说，就是生活在真实中，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说话，真实的思考，真实的写作，做正派的人，成就正派的社会，就像我们的古人那样，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笃行。
不久前，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正直的生活是有代价的，而且很沉重，太沉重了。我当时非常同意他的说法。但另一方面我想说，其实不正直的生活同样是有代价的，同样很沉重，而且甚至更沉重。
我经常向我的学生推荐一本书，那是著名的古典学家伊迪丝·汉密尔顿写的，书名叫《希腊精神》，里面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文明是一个被用滥了词，它代表的是一种高远的东西，远非电灯、电话之类的东西所能包括。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如果人没有因此而变得优柔寡断，人类的生活就达到了一个人们很少能够达到的、更没有人能够超越的高度。
我最近读到沈从文的儿子怀念他父亲的一个访谈，说到沈从文，提到水浒当中武松出差前细致安排武大郎的生活，沈从文说，水浒这些地方写得好，家常、有人情。他又聊到古典名著当中很多刚烈鲁莽的人物，但是只有几个能给普通读者带来深刻的影响。为什么？除了故事曲折动人，更成功的地方在于这些粗人被作者写得非常的妩媚，非常的动人。
用简单的语言谈论复杂的文艺，用日常的语言描绘微妙的情感，对任何美丽的，纤细的事物充满这种敏感和敬意，这就是文明最高的阶段，这是我所向往的生活。
周濂简介：
周濂，1974年12月生于浙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11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2009年10月至2010年4月为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专著一部，以及中英文论文20多篇。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长期担任”西方哲学智慧”，”外国哲学原著选读”，”政治哲学原著选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兼任《知识分子论丛》与《公共哲学》杂志编辑。
代表作：《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